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我国高新科技行业 产业政策的反思与调整 ——基于华为事件的启示

​【摘  要】随着中国科研实力与技术水平的日渐提高,中国高新科技企业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亦日趋重要,企业身份逐渐从产业链中下游的加工者向中上游的供应商转变。在这种企业地位转变的背后,则蕴含着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变化,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的产业关系,正逐渐由互补向竞争转变,并逐步形成如今的贸易冲突。在新的竞争格局下,作为未来国际竞争主战场的高新科技行业势必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特朗普政府对中兴、华为等科技企业实施的一系列制裁手段均昭示着未来科技行业的国际竞争已不再局限于市场层面。因此,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我国制度优越性,通过政府支持帮助我国尚未成熟的科技企业健康成长并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应是我国接下来所必须要面对的议题。华为作为我国高新科技企业的代表,在此次中美冲突中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与竞争力,在抵受重压的同时还对美国企业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制,为中国许多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科技企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然而华为在其成长过程中享受到的政府产业政策与直接支持并不频繁,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我国此前推行的产业政策确实存在着效率缺失的问题。因此,对华为在此次贸易冲突中所展现出的核心竞争力进行解构与分析,进而从宏观层面对我国未来科技行业产业政策的制定提出一些参考性的方针和建议。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高新科技行业;产业政策

自2001年12月11日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为WTO成员国之一,中国的对外贸易因此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制造业的整体进步。而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有关中国多边贸易经济利益的纠纷亦一直持续,例如中美之间关于知识产权、倾销等问题的磋商已迁延日久。这些问题固然有我国发展起步较晚、监管力度不够以及市场体制不健全的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源自于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而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这种贸易保护倾向在其身上则尤为明显。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宣告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正式爆发,拉开了中美贸易战的序幕。

在贸易战开始初期,特朗普政府主要通过加征关税的方式对中国出口商品进行打压,而随着中美矛盾冲突的升级,特朗普政府企图通过对中国企业制裁的方式来加大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打击力度。2018年4月18日,特朗普政府宣布了对中兴通讯的制裁令,禁止未来七年美国企业向中兴公司出售零部件、软件以及技术,中兴公司因此元气大伤。而在时隔一年之后,由于中美两国迟迟无法就贸易战达成共识,特朗普政府再次启动了对一系列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制裁,其中首当其冲的即是作为现阶段5G通信行业的领头羊华为。然而,华为在冲突中的表现却与中兴公司大相径庭,不仅短期内在企业运营上依旧保持了稳定,同时还对美国相关本土企业产生了反制。可以说华为在此次中美冲突中表现出了令人瞩目的企业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不仅表现在其产品上,同时也表现在其资产配置以及产业链布局等多方面,是一种综合竞争力的体现。

对于仍处于发展中阶段的中国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尤其在科技领域仍有较大差距,但科技产业作为未来市场竞争的主要阵地,我国企业能否在此中立足将是我国能否真正实现大国崛起的关键。因此,为了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不受制于人甚至后发制人,通过合理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科技行业中的幼稚产业进行推动和扶植是必要的。华为与中兴均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涌现出的高新企业,作为曾经的幼稚企业、未来市场竞争的重要参与者,二者在面临特朗普政府贸易制裁时所表现出的差异无疑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由于起步较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一直扮演着一个追赶者的角色,而我们也一直努力地发挥着制度的优越性,试图通过产业政策来实现我国产业在质量上对外国的赶超。个人认为,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以及全球市场竞争格局的巨大变革,对我国此前奉行的产业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是十分有必要的,而华为在此次制裁风波中所展现出的韧性和强势则恰好可以为我国未来理想的产业政策提供一个良好的例证。因此,本文将试图从全球新竞争格局的形成以及华为在此次竞争中的表现两方面出发,希翼为我国的产业政策寻找一些启示。

一、新格局的形成及变革

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经济近二十年来的飞速发展,中国的产业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世纪之初,中国初入WTO时,我国充分发挥自身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在全球市场中主要扮演的是劳动力提供者的角色,立足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通过我国当时巨大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禀赋来换取经济利益以及市场份额,而中国也因此得到了“世界工厂”的称号[1]。随着我国的飞速发展,我国本土的企业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科研经验上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亦逐步涌现出像华为这样的优质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崭露头角。而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耗殆尽以及对生态文明问题重视程度的日益提高,我们也逐渐意识到此前中国在全球分工中中下游加工者的角色已无法适应我国未来的发展要求。因此,无论是在主观意识上还是客观事实上,都决定了中国无法保持和满足此前在全球市场中的定位及分工,我国在全球市场中角色重要性的提高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对于中美两国来说,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快速崛起也使得两国产业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大部分科技产业无论是在技术沉淀上还是经济效益上,均拥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其企业也多数分布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上游。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更多的是作为其下游而存在的,即美国企业技术通过中国企业的代加工成为商品再对全球进行出售,二者更多的是以一种互补的形式存在。如前文所述,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向上攀升,此时中美企业之间互补关系逐渐向竞争关系转变[2]。这种双边关系之间的转变,对于企业主体来说,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也许是相对比较容易适应的;但对于中美两个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来说,由于其考虑因素远比企业主体要宽泛,会涉及到产业整体利益、国家安全问题、未来路径冲突等诸多方面,想要在短期内适应这种双边关系的转变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此次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不能将其单方面归结于美国政府不理智的贸易保护倾向,随着时间推移,中国未来也可能会面临产业链下游国家与我们在产业关系上的转变,因此我们应该从更高的层面对此次中美冲突进行审视,并从中提炼出一些共性和见解,以便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更合理的预判及布局。

诚然,在国际贸易中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从宏观角度来说是经济且效率的,但是这种比较优势得以发挥的前提是各国企业之间的充分竞争以及各国资本之间的自由流动[3]。随着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逐渐从互补走向竞争,此前一直扮演在位者角色的美国政府,出于对国家未来整体利益以及战略安全的考量,会开始逐渐加强对两国双边贸易的介入力度。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持中美两国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以及两国资本之间的自由流动无疑是困难的,因此在如今这种中美开始直接竞争的新格局之下,我们在此前注重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应当更加强调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在技术储备上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所影响的将是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议价能力,而议价能力的高低将会直接关系到企业在市场竞争以及贸易冲突中的抗压能力。华为之所以在此次制裁风波中表现坚挺,与其在5G通信行业中的技术优势以及市场规模是密不可分的,华为在依赖美国企业为其提供零配件进口的同时,美国企业也依赖着华为的大宗订单,而如今国际贸易中这种互为倚仗的企业跨国合作模式使得特朗普政府很难做到对华为进行单方面制裁而不触及其相关本土企业利益。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一家企业想要在一整条科技产业链中都达到技术领先是不现实的,高昂的研发成本亦不符合其经济利益。因此高新科技产业中的企业跨国合作将成为常态,在这种跨国合作的模式中,单一国别政府的政策推动力将会被削弱,国际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则会被强化,而在这种国际竞争中,企业产品服务的质量和竞争力才是其议价能力的具象表现。在中美贸易战这一大背景下,华为所拥有的在5G通信技术以及基站规模上的竞争优势,要比其所具备的我国劳动力成本、制度效率等比较优势显得更为重要,即使这种比较优势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要高于其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带来的实际收入。因此对于我国高新科技行业的产业政策来说,其首要目标应是帮助企业尽快在全球市场中形成竞争力,而非追求产量和技术指标等参数上的提高。

二、华为核心竞争力及优劣势分析

如前文所述,华为在此次贸易冲突中所展现的抗压能力与其企业自身所具备的核心竞争力是密不可分的,这种核心竞争力则是其科研实力、专利储备、运营规模、企业文化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且相辅相成的结果。对于我国的产业政策来说,如何通过政策手段来扶植更多像华为这样可以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立足的优质企业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华为作为一个科技企业,其所处行业将会是未来国际竞争的主要战场,因此其成功的经历将更加值得我们借鉴和探索。华为的核心竞争力可总结为科研投入、产业链布局以及企业运营机制三大方面,本章将对这三方面加以分析,尝试从中提炼出对我国未来科技产业政策调整的启示。

(一)华为的科研投入

作为一个科技企业,华为在科研方面不遗余力的投入是其得以拥有通信行业技术优势的主要原因。据统计,华为自1987年创立至今,其科研经费投入累计已超过4000亿元,而如今华为始终将研发销售占比保持在12%以上的极高水平。2018年,华为的科研投入达到113亿欧元,不仅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企业,在全球企业中也位居第五,仅次于谷歌、苹果等科技巨头[4]。华为对于科技人才的重视程度极高,其员工中科研人员占比达到45%,员工平均年薪达到70万的业内最高水平,其中高端技术人才的年薪甚至达到千万级别,人才储备是科技进步的核心要素,华为对科研人员的重视无疑是其得以在所处行业掌握技术优势的基础[5]。

与此同时,华为在海外大量设立的研发中心亦是其科研投入的一种体现。华为于1987年成立于深圳,在经历了初创期在中国市场的开拓、完成资本的初始积累后,其于1999年在印度班加罗尔创立了第一个海外的研发中心,此后又陆续在斯德哥尔摩、美国等国家设立海外研发中心[6]。这些海外研发中心对于华为实现技术上的发展和赶超无疑帮助是巨大的,这种帮助不仅体现在对海外先进科研设备的采购上,更体现在海外科研人员的引进上。由于劳动力具有无法跨国自由流动的特性,华为早期想要接触到技术前沿,必须依赖从海外先进企业进行人才引入,而其在海外的研发中心刚好可作为人才引入的支点。通过这些海外人才带来的技术知识,华为逐渐依靠模仿创新的方式缩小与海外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最终得以凭借自主创新的方式在通信行业完成了对海外企业的技术赶超。此外,这些海外的研发中心对于华为在海外市场中的品牌开拓也提供了很大助力。

可以说,如今华为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回报的经营模式,依靠高额的科研投入来保证其产品竞争力,再通过市场销售来进行回本和创收。这种经营模式之所以可以获得成功,与其所处通信行业的特点息息相关。通信行业中的产品销售具有排他性、集中性两大特点,排他性是指一个地区其通信基站供应商只能有一家,如果出现多家企业竞争的情况,则会导致运行网络的紊乱以及资源的浪费,即通信行业需要大量基础设施配套,其转换成本过大;而集中性则指通信行业内企业的技术水平越高、产品质量越高,其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就越牢固,这也是由于通信行业是服务与基建成配套运行的,因此业务以长期订单为主,挑战者进入壁垒较大。通信行业的这两大特性决定了华为的高额研发投入可以相对稳定地获取高额市场回报,但这种模式是否可以复制,是否可以直接适用于其他高新技术产业,还需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因为排他性和集中性并不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共性,例如企业服务行业就需要根据不同企业需求而做出不同的方案设计,并不具备排他性的特点。因此,华为所奉行的经营模式与其所处行业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不能将华为的成功全部归结于对科研的大额投入,更不能将科研投入作为我国高新幼稚产业扶植政策的唯一评定标准。

(二)华为的产业链布局

华为除始终在科研领域保持高额投入外,其多年来坚持的全产业链发展布局模式亦是其得以在此次美国制裁风波下仍旧保证自主运营的一大原因。在其主营业务范围如通信行业、智能手机行业外,华为的产业布局亦涵盖了包括集成电路制造、人工智能、处理器架构设计等其主营业务的上游行业及衍生行业。虽然华为在这些非主营行业中并不具备如其在通信行业中所具有的技术优势,在部分行业(如服务器架构设计)短期内甚至无法看到经济效益,但这种上下游产业链之间成配套的布局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华为整个运营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在如今的竞争格局之下,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竞争手段不再仅局限于经济层面,还包括政治、社会舆论等方式(例如此次中美贸易战就是通过政治手段来进行竞争),此时,企业产品组件尤其是核心零配件的国产自给率就会成为企业在国际竞争激化局势下的生命线。此次美国对华为的制裁事件中,特朗普政府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并要求美国本土及美国技术相关的零配件供应商对华为进行断供,在华为公布的92家供应商合作伙伴中,美国企业达到了33家,其中就包括因特尔和高通这种芯片供应商[7]。芯片作为科技产品最核心的部件,如果华为在因特尔断供、库存芯片消耗殆尽之前无法找到合适的替代品,则其产品和服务质量将会大幅下降,整个生产链也将陷入瘫痪(中兴此前即面临此困境)。但由于华为早在2004年即创立海思芯片,并通过该公司完成对旗下产品芯片的设计研发,经过多年的研发投入,海思的手机芯片设计能力逐渐达到了国际一线水平,其于2018年9月推出的麒麟980芯片在加工精度上已达到7nm的国际最高水准,在性能上亦与美国高通的骁龙845分庭抗礼[8]。虽然华为在短期内实现手机芯片加工、生产、评测等环节的全部国产化仍有一定难度,但在核心的设计环节已可达到自给,这也是其在应对美国企业断供时的底牌之一。

华为的这种产业链布局除了为其整个企业的运营提供了自给保障外,对其整个产品序列的质量提升亦大有裨益。随着科技发展,产业链上各细分领域之间的技术交互促进现象愈发明显,各类技术之间的互相联系亦更加紧密,例如智能手机的未来产品设计就与5G通信技术的革新息息相关。由于华为在产业链上的各类公司具有发展路径基本一致、参数信息基本共享的特点,因此在整体发展上呈现一体化的趋势。这种一体化可以为华为的研发子公司提供一个科研上的导向,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资源的浪费;与此同时,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这种科研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扩大了华为在整个行业内的技术优势。同一产业链上的各领域技术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作用,同时也有着一个相互磨合的过程,如果各类技术创新之间不能相互契合,则整体产品的性能可能会因为参数之间的不匹配从而不升反降,而这种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各类技术创新之间的磨合问题,大幅提升了创新的有效性,例如华为手机、海思芯片以及鸿蒙系统三者在研发过程中均会将相互参数纳入考量范围,并根据彼此特点对自身进行进一步完善。此外,由于华为整个产业链上的技术创新是一体化进行的,因此是一种整体的、系统性的创新,这就使得华为无论是从专利上,还是实际操作层面,都对其同行业的竞争者构筑起了一面专利墙,而这面专利墙进一步稳固了华为在业内的技术垄断优势。对于华为的竞争者和挑战者来说,由于其无法做到对整个华为创新体系的模仿,因此即使其完成了对华为某一细分领域的模仿创新,依然很难缩小与华为之间的技术差距(中国新能源汽车对外国车企的模仿创新就存在这样的现象,由于无法达到一体化发展而效果欠佳)。

虽然华为的这种全产业链布局的模式为其产品自给提供了保障,并进一步增强了其在行业内技术创新层面上的垄断优势,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对华为未来的发展前景盲目乐观。华为作为一个大型跨国企业,海外市场销售占其整体市场份额的50%以上,与海外的紧密联系除了为华为的技术接轨提供了良好的研发平台之外,也对华为的经营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使华为在智能手机与5G通信行业能做到全产业链的国产自给,其也无法改变华为产品必须与其他海外产品相结合才能形成消费端的完整商品这一事实,例如智能手机所使用的安卓操作系统以及系统中的各类服务软件。以如今市场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程度,以及互联网服务的普及,市场中的产业链已不再是由研发上游到加工中游再到销售下游的单一线性模式,各产业链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已变得更为紧密,形成了一种矩阵式的互动模式,这种变化在高新科技产业体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华为即使在主营行业中拥有再强的议价能力,放诸其所在的产业链矩阵之中,其优势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分摊淡化。产品的价值是需要消费来实现的,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在智能手机消费上所获得的效用是由大量产品和服务共同构成的,而华为的手机产品以及通信服务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一但美国对华为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性措施,迫使华为的产业链与其所在的产业链矩阵脱钩,则其产品所面向的消费者群体尤其是海外消费者是否仍会继续选择华为,至少在智能手机领域结果并不乐观。因此,如何巩固和培养自身的核心用户群体,对有可能到来的孤立局面做出有效应对,将是华为下一步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三)华为的运营机制

如果说华为的科研投入为其带来了行业内的技术优势,产业链布局保证了其在竞争升级时的抗压能力,那么华为独特的运营机制则在制度上为企业提供了创新动力和市场导向。华为的股权结构在我国属于十分罕见的,作为一个纯民营的非上市企业,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持股比例达98.82%,任正非出资占股1.18%,同时任正非额外占有0.21%的员工股份,华为在股权结构上呈现出了全民皆兵的特质[9]。这种全民持股的股权结构,使得持股员工可以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无疑在主观上提升了员工的创新能力以及工作积极性,令员工与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与股权结构相呼应的,是华为独特的轮值CEO制度,即CEO人选并不固定,而是由八位高层管理者轮流担任,任期六个月,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调节了其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及结构矛盾,加强了企业的一体化建设。这种轮值CEO制度也存在一些弊端,例如在高层决策的连贯性上,以及对重大决策的应对上就存在一定问题,但是这种问题并不能视作是华为企业运营的缺陷,其与华为的运营特点及要求是相互呼应的。任正非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以及主要出资人,其在仅持不到1.4%公司股份的情况下依旧可以对华为保持高效的控制,其主要原因除了任正非作为华为精神领袖以及品牌形象代言人的个人魅力以及其在董事会独享的一票否决权外,这种轮值制度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前文所述,这种轮值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华为在重大决策的应对上出现问题,此时就要求其企业内部必须要有人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来在关键时刻对企业的发展方向进行把控,也因此保证了任正非对企业的掌控力,避免了华为这种平均化的股权结构下容易出现的权力纠纷以及决策失效。

而在企业运营的外部环境上,华为则与大量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企业有一定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其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上。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制度的优越性,依靠政策推动力带动了大量的行业及企业快速发展,这些行业及企业在政府背书、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产业政策的扶植下,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竞争优势,也加深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使得市场内的政策导向性愈发强烈。而华为在其发展过程中收到的政府扶植相较于其同时期的企业来说是较少的,而且主要集中在土地价格优惠,以及产业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这种普适性的政府公共产品投入之上。由于华为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多是间接的,因此政府对其企业的具体运作机制以及发展路径的影响力度较弱,其基本保持了企业运营的自主性,而这种运营上的自主性将使企业具备了在市场中进行试错、纠错的条件与能力,这无疑是华为可以多次抢占市场先机、确立自身产品发展路线以及大胆追加科研投入的重要前提。

可以说,华为在其此前的发展历程中,其运营的自主性为其成长提供了很大的助力,这种自主性使市场机制的力量在其身上得以充分发挥,结合企业家的才能以及所处时期、所处行业的特点共同造就了华为今日的成功。但是这种运营上的自主性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市场机制可以正常运作,而在国际竞争格局发生变化的今日,各国尤其是中美两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已不再仅局限于市场层面,已经上升到国家的高度,随着政治博弈的持续,华为以及美国的相关企业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很难再保持运营上的自主性,而且这些企业所在的市场也会由于政治力量的介入而无法完全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新的局面下,华为如何继续保持其企业运营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相适应;我国政府应该如何在支持本土企业的同时又保证其企业运营的自主性,都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探索的。

 

三、对于我国科技产业政策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一直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产业政策是无效的甚至有害的,中国此前所推行的产业政策在有效性上的缺失也仿佛佐证了这一观点,而反观华为,其在发展过程中得到的政府直接支持很少,但却日渐茁壮,终在全球市场中搏取一席之地。个人认为,这些案例均只能说明我国的产业政策存在调整和改进的必要,但并不能就因此否定产业政策的存在。对于中国这样起步较晚、工业及科学基础较薄弱的国家来说,想要进一步为人民谋取福利、从发展中国家成功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势必需要在全球分工的序列中向上游升级,而这种产业升级如果缺少政府力量的推动,是很难成型的。尤其是今日的新竞争格局下,各国企业间的竞争已不局限在市场领域,因此再坚持自由主义的教条思想无疑是得不偿失的,况且即使是美国这样标榜市场自由的发达国家,其市场中依旧存在大量的产业政策,如今仍在持续的对外经济制裁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因此,无论是从我国发展要求的客观角度,还是从发挥我国制度优越性的主观角度,继续运用产业政策来推动我国产业加速升级都是合理且必要的,尤其是对于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科技产业来说。但是,随着中国在全球分工中地位的攀升,逐渐开始面临新的竞争格局,我们必须要调整产业政策的制定思路,使之更加符合未来行业的特点以及新格局的要求。从华为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关于产业政策制定思路的启示,这些启示可总结为“坚持开放,保证自主,从众扶植,择优整合”四大要点。

(一)坚持开放

正如前文所分析,如今全球市场中的产业链已不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各个产业链相互关联影响,各类技术交互促进,形成了一种矩阵的态势。而这种现象在高新科技产业领域则更为明显,如今的科技产业细分行业之多、涉及技术之广、相互关联之复杂,都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和企业都不可能在一个产业链矩阵中的每一个节点上都拔得头筹,因此在全球贸易的推动下,科技行业中的各产业链相互联系、各国企业的合作发展已成为趋势。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来说,如果想要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拥有自己市场份额,就必须要加入到这种全球性的产业矩阵中来,在多边竞争中提升自身的产品质量以及议价能力,并最终达到规模扩大、地位上升的目的,就像华为此前的海外发展经历一样。

诚然,由于我国在大部分高新科技行业中的技术储备以及研发水平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本土产品在全球市场中的议价能力较低,在全球市场竞争中会流失一部分经济效益,甚至面临被海外企业剥削的问题。但我们若因此就对本土企业进行过度保护,通过建立贸易壁垒对海外产品进行封锁,从而达到清空本土市场以便本土企业发展生存的目的,这种方式也许在短期内可以促成本土科技企业的生根发芽,但放眼长期则会得不偿失。这些本土企业会因此失去与全球科技产业矩阵接轨交流的机会,由于缺少了全球化的竞争以及各行业技术的融合发展,这些本土企业将面临被全球产业矩阵所孤立的危险,即便我国能通过加大投入的方式做到在这些企业所在产业矩阵的每一个节点上都达到国产自给,在最终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上也不可能与全球产业矩阵下的产品相抗衡。因此,在如今的科技产业全球化大背景下,划疆自治的方式并不可取,即便我国的科技行业起步要晚于发达国家,我们也必须要坚持对外开放,令本土科技企业得以在全球产业矩阵中进行融合交流,同时也得以在与全球同类产品的竞争中完善自身,从而获取全球市场及消费者的认可。

(二)保证自主

从华为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企业能否在经营中保持自主,是其能否长期发展的前提。对于华为来说,由于其在壮大过程中得到的政府直接支持较少,更多的是在公共产品方面的间接支持,因此在其发展历程中受政府干预以及政策导向的力度亦较弱,相对完整地保留了企业的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无疑增强了其对市场发展路径和自身企业定位的判断能力,同时也增强了其在市场中接收反馈和完成自身纠错的调整能力。这里并不是说一个企业有了政府的直接支持和保护就丧失了其对未来发展的判断以及对自身的调整,而是在政府直接保护下的企业主体在做决策与判断时会将政治力量与政府因素纳入到考量范围,从而可能使其作出的决策与判断与市场的实际情况发生偏离。如果企业长期处于政府的直接保护和干预之下,其发展路径和行业判断将长期与市场实际情况偏离,并对政府产生依赖,此时政府想要从行业中抽离、令企业自力更生时将会面临大量的转换成本,形成骑虎难下的局面。

与此同时,政府的直接扶持不仅会干扰到企业主体自身的判断,这种政策导向自身的合理性也是一大问题。作为一个处于市场内部的企业主体,其仅需要考虑自身的发展需求与行业状况都很难做到完全准确与合理,那么对于处于市场外部的政府主体来说,想要在宏观上做出一个适应大部分企业主体未来发展需要的判断与规划,无论是从信息收集的角度还是行业认知的角度来看,都是更加困难的,即便政府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准确地对行业及市场做出判断并推行出合理的扶植政策及发展导向,也会面临政策推行过程中时效性的缺失以及政治寻租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制度上的问题。因此个人认为,我们应该尽量减少对科技企业直接的政府扶持以及对科技行业发展路径直接的政策规划,更多采用间接扶植的方式为这些企业搭建一个稳定的发展平台与市场环境,通过减少直接干预的方式,达到保证企业运营自主性的目的。

(三)从众扶植

如前文所述,政府的直接干预将会影响到企业主体对自身和对市场的判断,因此我们对科技行业的扶植应该主要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完成。但是,由于我国在技术沉淀和科研基础上相对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客观事实,想要实现在未来市场竞争中的弯道超车,依然不能完全摒弃目的性更明确、效率更高的政府直接扶植,而这种直接的扶持政策应该是面向全行业,具备普适性的。以我国此前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产业政策为例,从2009年我国确定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战略地位后,我国一直对新能源车企采用直接财政补助的方式来推动其发展,此后为了规避行业中普遍存在的骗补现象,有关部门又不断地对补贴名单和补贴门槛进行着调整,而这一系列的调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本土新能源车企对政府补贴的依赖性,并没能完全达到预期中提升本土产品在未来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的目的。这种带有选择性的直接扶植政策将带来两个问题,首先是会扰乱行业内部的竞争秩序,被选择的企业将会拥有大量的成本优势,从而完成对名单之外企业的排挤,而当该行业经过数轮筛选后只剩下被政策直接补贴的企业,则这个行业就将对政府极度依赖,很难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自力更生。其次,如果采用选择性的扶植政策,则必将涉及到选择门槛和审核标准的设立,而设立选择门槛这一行为本身就将对行业产生导向作用,从而影响和干扰到企业主体的判断和发展路径。因此,即便我们需要采用直接的扶植手段来加速我国的产业升级和科研进步,也应当尽量采用具备普适性的扶植政策,例如面向全行业的减税政策以及对行业内科研工作者的人才优惠政策。通过这种普适性的扶植政策来保障行业内竞争的公平性和企业主体的自主性,尽可能地减少政府直接扶植对企业主体的影响力度。

(四)择优整合

在如今的竞争格局下,各国企业间的竞争已不再是纯市场行为,尤其是对于处在技术尖端以及未来竞争主阵地的科技企业来说,能否在本土实现核心零配件的自给将决定其在面对非市场竞争行为时的抗压能力,同时也将影响其在全球市场中的议价能力。然而,由于科技行业中在位者优势极大,在诸如计算机芯片制造等行业已基本被寡头公司所垄断,而且这种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在专利墙的作用下是很难通过加大科研投入来完成赶超的,因此,对于我国很多刚刚起步的科技产业来说,即使在政府大量的财政补贴支持下,其依旧很难通过市场完成盈利和自主运营。这些幼稚行业中的科技企业就算出现了技术创新,在产品性能上达到了与国际寡头企业相抗衡的水平,但由于缺少品牌认知度以及各相关产品之间的磨合等原因,在国家不对海外产品进行全面封锁的前提下,其甚至很难在本土市场上对国际品牌发起挑战,而若是为了保护本土科技企业而对海外产品进行贸易封锁,则无疑是饮鸩止渴。可以说,科技产业链中的部分行业既是必须发展的,但这种发展又不具备足够的利益驱动力,因此我个人认为可以效法华为对海思芯片投资的模式,通过鼓励推动已拥有成熟市场和全球竞争力的优质科技企业对产业链进行纵向整合的方式,将产业链中这些幼稚行业或相对落后行业的企业在经济效益上的劣势用产业链中优质企业的风控成本来分摊,在尽量不干扰市场秩序的前提下,完成对幼稚行业和落后行业的发展和推动,而对于那些在国际市场中已有竞争能力的优质科技企业来说,随着国际竞争的升级,以及中兴和华为等公司的前车之鉴,提升企业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以及风控投入无疑是必要且急需的。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市场中各产业链的发展是存在互动性的,因此推动和鼓励这种大型优质科技企业对产业链的纵向整合,可以间接地将本土落后企业带入到国际产业矩阵中去,在规避海外同类产品直接打击的同时,尽可能地享受到技术交互促进带来的红利。由于科学研究是需要大量技术沉淀和专利储备、无法一蹴而就的,因此科技行业中的在位者优势极大,且大多数成熟科技行业都存在着垄断现象,因此我们无须过度担心这种大型企业在政策鼓励完成纵向整合所可能带来的市场垄断,反而这种规模上的扩大会给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带来更多的竞争优势和议价能力,从而助其在全球竞争中搏取更为有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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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冯晓辉. 从华为供应商名单看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两大问题[N]. 通信产业报,2019-04-15(010).

[8]郭年顺,李君然.本土半导体企业打破“后进者困境”的路径和机制——以华为海思为例[J].企业经济,2019(06):97-106.

[9]李惟瑶.创新型企业战略薪酬分配趋势——基于华为案例[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8(08):7-8.   

作者简介:王正蒙,男,生于1992.6.20,四川绵阳人,博士研究生。目前在中共中央党校从事产业政策研究。

 

2019年10月9日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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